余世存：从年轻时的天真到套中人的丑陋

尹朝阳作品

 要有多久才能勘破体制
文 | 余世存 （微信公众号：yuge005）

体制一入深似海 

一个80后职场女性跟朋友聊天说，她毕业后投入社会体制，在单位摸爬滚打，以业绩升职，她以为凭自己的才能和愿心可以校正体制弊病，结果换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、背叛。最后不得不黯然退场。十二年，她说，她花了十二年终于认清这个体制的不可救药！一边聊天的朋友则说，你还是善良，天真，他在体制里呆了半年就看清了。

这个谈话场景我们都似曾相识。在我们周围，各个圈子，都有这样对体制的不满、失望和绝望。甚至外资企业也在我们这里变质。
 

我们的模式是一种什么模式？其实是我们从各个历史阶段继承下来的习惯、制度和生活。如其中最尖锐的制度问题，无论是政治的、经济的、企业的还是教育的、医疗的，都如此管制了我们，也异化了我们。一个市长秘书说，我是下班做人，上班做鬼；一个企业员工说，我们是白天装孙子，晚上充大爷……

一代一代的人对体制抱有希望，对自己抱有希望，但进入体制，才发现除了心冷、心硬、变异、变坏、退场，没有别的可能。记得80年代，求变的几代人几乎同时讨论过一个命题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我们打入体制内部，晋升到高位，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改制了吗？虽然当时有人从各个角度批评这个命题，认为是天真的“幻想”，但很多人仍真诚地相信自己能够深入虎穴、与狼共舞，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？何况国外传来戈尔巴乔夫以一己之力摧毁一个帝国的消息，更让人增添了信心……

时隔二三十年，几代人进入体制了，又如何？“侯门一入深似海”，他们至今没有改制革政，大概还在冲浪，还在弄权（因为据说他们还未坐位，权力不够）……但更真实的是，“人阔就变脸”才是我们中的常态，只有少数人抑郁死了，个别人跳楼了或离职了。如此而已。

 以古文名世，终以白话文辞别

你永远无法对一个不曾进入体制的人说清体制的恐怖或异化。你需要的是等待他，等待他的良知良心能够勘破体制的真相。但一个人要花多少年才能看清体制的残酷？上述有说半年，有说十二年，每个人的际遇、性情、抱负不同，自然需要的时间也有所不同。以陈丹青之大才，以他在美国近二十年的生活，他回国还要进入体制，四年后，他终于认清“教育制度的教条、刻板”有违自己的天性，“愤然辞职”，引起社会轰动。他需要四年时间。另外一个艺术家，尹朝阳先生，母校盛情邀请他回校任教，他开过一次会后就再也不敢动回体制的心思了。

还是80年代，那个时候，社会刚刚觉醒，轮到我们去追问身边的过来人或前辈了。印象里，我问过舒芜、李慎之、陈鲁直等体制内的高知或官员，关于文革，你们是什么开始觉悟的，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毛的？大部分人坦承，是林彪事件后才开始觉悟，才开始怀疑的。李慎之先生当仁不让地说自己要早一些，他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怀疑的。

现在想来，社会学家应该在那个年代做大规模的调查，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或个人天才觉醒的各种情状。大致说来，所有从1949年走过来的民国人，理想的、善良的人们，大概都被骗了很久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到林彪事件才觉醒。更大部分人则是到粉碎四人帮、中央做出决议后才觉醒；还有一部分人到死都不愿醒。

当然，我们也遇到李慎之那样的先知。比如陈梦家先生，他在1949年后很快说出了这样的话，“这是1984来了，这么快！”但即使陈先生这样有心理准备，他还是没有躲过去。或者也是因为他觉醒得早，怕熬不过漫漫长夜，他在文革中自杀身亡。

我还认识云南大学的一个教授，他原是云南一大军阀女婿，新政权成立，省军区看中他们家的房子，以市值六千大洋买下来，在当时传为美谈，他作为青年人也就积极要求进步，但半年后，他就发现了这个制度的刚性，从此低头做人，一直低到1989年。那一年风云突变，学潮遍地，他提前躲在家里，回避这个制度激荡和反弹的一切。鬼使神差，一天中午，太太让他到市场买菜，他上街时遇到了云大的学生们，他的学生们把他拥簇着前行，摄像头记录了他这个“黑手”。秋后算账，他失去了教职，失去了退休金。他几乎躲了一辈子，最后没有躲过去。“无所谓了，一辈子吗，是该出头一回！”这个大半生都在社会上老实做人的先知，仍坚信会有“末日审判”的，他曾郑重地请求我，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墓碑，天亮那一天时，我是否可以到他的坟头献上一束鲜花，那时的他会在九泉之下对我微笑。

近日读到胡洪侠先生的一篇序文，提到他多年关注的乡贤贺孔才先生。贺先生算得上是一个先知，只是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先知。贺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，他一生守着传统文化，在他的诗文中见不到鲁迅、胡适等新派大师的名字，他也不写白话文和新诗。1949年，这个旧派人物将自家几代传承的古籍和文玩捐献给新政权，参加南下工作团，后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做主任。很快，1951年12月，贺先生自杀身亡。胡洪侠说，贺先生的遗书是他见到的唯一一组白话文字，“以古文名世，终以白话文辞别”，贺在给王冶秋的遗书中说，“……我从1949年就向你要求过，一直到今还继续向你要求着加入党的崇高愿望。到今天我才证明是不自量……因此我决心主动消灭……”

1949年3月25日，出身书香世家的收藏家贺孔才，率先向政府捐赠出200年几代人的家藏，12768册图书计10万余卷、文物5371件，多为无价之宝，为开国前献宝第一人。然而，短短两年之后，却蒙冤自尽，48岁英年魂断京华。 

几代人全都败在体制面前

这些历史和现实中的案例突然凑到一起，让我想到知识人欠下的债务。对体制、系统等等的怀疑论证和真相揭示，本应是知识人的工作。但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从零起步，对体制、权力、上级、领袖等等，从当初的幻想到后来的失望，从曾经的不解到身在其中的同情，从年轻时的天真到套中人的丑陋，有的人甚至还在其中如鱼得水，总之，我们几代人几乎全都败在体制面前了。而世界知识谱系中的先行者们，早在几百年前就论证过了，“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”这道理其实稍稍动动脑筋就明白，进入异己的系统、体制，都要付出丧失一部分人性、人的权利的代价，因此制约监督这个系统和体制才是第一位的，否则后者极易高高在上地唯彼作威作福；歌颂这个系统和体制是不堪的，是人性更大的缺失。

出于对体制，对尚黑组织的绝望，我们不少人开始回过神来地想办法用脚投票，我的朋友因此说过一句名言，任何时候相信这个体制（尚黑）都是错的，任何时候移民都是对的！这话过于沉痛，过于经验，尚未能像西人一样在自己的母语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地究极论证。如果能对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进行调查，如果能对今天在体制或职场中的80后进行调查，让他们现身说法，他们是否勘破，花多久时间勘破体制，或者能够从中总结出汉语世界的经典产品。结论显而易见：任何体制、权力、领袖、异己的系统，都会剥夺我们的人性；甚至异己的男人女人，在相亲相爱中也是需要监督的。但我们需要各种感性的叙事和形而上的论证，没有这样的汉语作品，我们一代代的人仍要花费人生的代价去勘破体制、权力一类的真相。

文明社会早就知道要随时随地地怀疑权力、怀疑体制。这次韩国总统丑闻、美国总统大选，再次证明，“总统是靠不住的！”宪政民主只不过是目前所知的体制中最不坏的。

那么最后，即使你同意上述所说，你真的勘破自己的单位了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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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世存，诗人、学者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湖北随州人，现居北京。做过中学教师、报社编辑、公务员、志愿者等。曾任《战略与管理》执行主编，《科学时报》助理总编辑。主持过十年之久的“当代汉语贡献奖”。

已出版的主要作品：《非常道：1840-1999年的中国话语》《老子传》《人间世：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》《家世》《大时间：重新发现易经》《东方圣典》（合编）《立人三部曲》《一个人的世界史：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》《时间之书：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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